香港底层的惨，不该讲这么浅薄

惜颜705

香港影片《麦路人》于9月17日在内地公映，影片上映三天票房超500万，豆瓣口碑6.7分。作为近年的华语剧情片来说，这个口碑不算低。它拥有一个新颖且非常引人共鸣的题材，有着细腻的调研和面向底层世界、人间苦难的勇气，并努力编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演员的发挥也没有失常，但，仅此而已。虎头蛇尾的人物塑造和情感走向，使影片从沉郁深厚滑向了苦情滥情。
在2020年香港金像奖上，《麦路人》曾获得10项提名，但最终在横扫奖项的《少年的你》压制之下，只夺得了一项最佳男配角。放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能够有10项提名的影片足够成为当之无愧的经典，但放在如今日渐凋零的港片世界，10项提名也不过是证明了这部电影只是做到了应尽的本分罢了。
影片前半段有着不少细腻精致的华彩，但后半段渐趋沦为狗血电视剧集，实在让人失望又可惜，创作者显然沉溺在苦难的情境下无法自拔，既没有进一步挖掘人物内心的动力，也没有摆脱各种常规煽情桥段的技巧，于是，绝症、孤儿、发疯，以及回归家庭的戏码纷纷被安置在各个主要角色身上，人们面对生活的挣扎与微光般的温暖，在这些庸常且宿命式的悲剧面前，被一一消解掉了。
文、排版、编辑丨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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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对准“另一个世界”
《麦路人》有着一个很真切又新鲜的视角，这使它在立意上就有着高人一筹的眼光。影片聚焦在香港底层的贫困人口中，一群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住所，只能选择在麦当劳快餐店过夜的人们。因为麦当劳24小时的营业时间、不拒绝顾客长时间在店里逗留的营业方针，从而生成了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群。他们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又游离于社会的主流。在香港，他们被称作“麦路人”，音同粤语发音的“陌路人”。
这种因为生存环境和个人境遇造就的特殊群体，是描写底层贫民的电影最好的素材，比如欧洲电影中的移民，美国电影中的小镇。香港由于地狭人多，寸土寸金，更是这类电影的绝佳土壤，比如张之亮的《笼民》，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都是描绘特殊住房条件下的少数群体。近两年的金棕榈，日本的《小偷家族》和韩国的《寄生虫》，也都是如此，靠盗窃维生，靠欺骗混入上流社会——底层人民中总有一小撮特立独行的人士可以超越我们的想象。
这些人，不同于一般在向主流生活努力靠近的低收入群体，他们拥有特定的生活价值观和生活习惯，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界，并打破了某种约定俗成的生活准则，形成了独属于他们个人的生活规范。他们是电影镜头最乐于、也最应该捕捉的“另一个世界”。


细腻描绘“异类中的异类”
《麦路人》在影片的前半段，有着非常碎片化的、巨细无靡的生活细节展示，这是影片最精彩的部分。主创们在做了大量充分调研的情况下（据说导演在9年前就开始关注麦路人群体），创造出了对另一个世界“奇观”般的全景描绘。片中初次成为“麦路人”的逃家宅男深仔（顾定轩饰演）在麦路“老”人博哥（郭富城）的带领下，完整地走了一趟“麦路人”的日常生活之路（也包括各种潜在的、默认的、心照不宣的规则）：
* 晚上在麦当劳睡觉，最好要买一份饮料，以彰显进入店家空间的合理性。
* 睡觉不能躺在地面或桌子上，只能坐在椅子上，靠在椅背或趴在桌子上入睡。
* 不能睡懒觉，早六点就要醒来，在麦当劳工作人员清扫之前离开。
* 在麦当劳洗手间梳洗刷牙，或去公园里免费的公共卫生间梳洗。
* 将生活用品寄放在公园的储物柜里。
* 然后，开始一天“揾食”生活。
* 不靠任何增加格外支出的交通工具，只靠双腿行走。
* 首先是各类短工，如学校、教堂的清扫，洗衣服的杂活，饭店的帮工和送外卖。
* 其次是各种商品券的收集，集成全套可从特殊渠道换成现钱。
* 甚至有临时的电影群演客串工作，表现不错至少可以领到便当吃。
* 如以上不顺利，通过长期观察掐准时间，守在服装店外的垃圾箱旁，收集店家丢弃淘汰的破旧运动鞋。然后再利用公园的洗手池将脏鞋清理干净，拿到市场上摆临时小摊低价贩卖。
这属于无本生意，但清洗和售卖付出劳动，也算劳动所得。
* 但有时不免欺诈，如将鞋底开裂的鞋子用口香糖粘住，做成表面完好的假象。
* 有时公益组织会在街上派送免费盒饭，要提前知道派饭的具体地址和规律，可以解决一顿甚至两顿饭。
* 有些超市会将当天卖不完或即将过期的食物商品放在门口的冰箱，供人免费拿取，可将冰箱的地点规划到晚上回麦当劳的路线范畴内，顺便可以吃个苹果解决一下维生素缺乏问题。
………
这种细节的生活流展示给影片、尤其是影片的前半部分，带来了巨大的力量感和真实可感的烟火气息。那种在尘埃里迸发的生活智慧，对极低廉的生存必需品的珍惜和获取，特殊人群所维系的摇摇欲坠的人生体面，以及随时可以抛弃廉耻和原则的生存本能，都十分鲜活地、又血淋淋地展示在观众眼前，让人感到新奇，甚至难以呼吸。
导演黄庆勋曾是郑保瑞多部影片的副导演，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港片风格的传承。在执导《西游记》之类的大片之前，郑保瑞属于“银河映像”后期的新锐导演。要知道，“银河系”的导演其实一直以来非常擅长在类型片中设计这种特殊人群，比如《枪火》中的保镖群体，《文雀》中的小偷组织，《跟踪》中的警察“狗仔队”，《PTU》中的警察机动部队，以及郑保瑞本人打造的《意外》中的杀手集团，《车手》中警队“隐形车队”。这类新颖的题材选择，正是银河映像能在警匪黑帮片遍地的香港影坛可以独树一帜的法宝之一。
黄庆勋执导的《麦路人》前半部分，隐隐地有了耳濡目染下的“银河”遗风，在这种编排展示之下，梳理并初步介绍了大群戏中每个人物的特征与性格，以及人物之间的基本关系。而且，从更大的层面传递了“麦路人”们特有的专业性和组织性，独处于正常世界之外，也就由此同其他城市底层贫民影片产生了明显区隔的质感，贫民是主流社会的异类，他们是“贫民中的异类”。
破碎的伪家庭设计
麦路人们不仅是异类，对他们彼此而言，也是一群架构上松散，行为上互助，情感上相连的“另一种家人”。影片中有一个段落，麦路人们（也是影片的主要角色们）齐聚在一起，并用手机合影留念。导演用这个极具指向性的画面，点明了这些身份各异、年龄不同，但同样境遇悲苦的人们，被生活强行捏合而成了一个“家庭”，一个只存在于麦当劳的特殊家庭。
这个“家庭”概念的揭露，一方面注定了导演将影片推向更加温情、更多展露人性温暖的诉求；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在电影人物的“个性化”塑造完毕之后，当开始电影主题的深一层拓展和人物命运的进一步发展时，影片走向了俗套、虚伪和滑坡。
某种程度上来说，“麦路人家庭”的概念是个一厢情愿的伪命题，笔者也曾有过在麦当劳过夜的经验，当时同在麦当劳睡觉的其他人都是孤独的、麻木的、茫然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在麦当劳这个大大的壳之下，每个人也都有着他小小的、坚硬的壳。
或许笔者的个人经验不能说明影片剧作上的问题，也许北京太大，香港太小，香港人之间更容易建立起纽带和信任。但只从“陌生人组织成家庭”这个概念出发，和成功操作这种剧情的《小偷家族》对照（相信《麦路人》有向之偷师的成分）。就会发现，《小偷家族》中各个成员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6个人的组合关系与正常的三代同堂的家庭非常接近，他们彼此依赖的理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需要，更有不同家庭成员负担的具体责任，也有不同层面情感上的补充，而且这其中还包括性的吸引，从而让整部影片产生了一种每个人物“非此不可”、谁都不可或缺的必要性。
现实生活中，“麦路人”的成分太复杂了，人也太多了，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也许今天来麦当劳睡，也许明天就找到别的地方睡，也许挣够了钱就不再来麦当劳，也许一天没吃饭就饿死在路边。


要组成“家庭”，故事就要强行设置老中幼三代同在的场景，影片也的确努力地这样设定了：老年是万梓良饰演的等伯（合影中充当爷爷，下同）；中年是郭富城饰演博哥（大哥），杨千嬅饰演的秋红（大嫂），刘雅瑟饰演的单亲妈妈（二姐），张达明饰演的画家（二哥）；青少年是顾定轩饰演的深仔（小弟），以及刘雅瑟的女儿（孙女）。当你看到了张合影（海报），你会以为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陌生的麦路人变成了家人，相互扶持，抱团取暖，多么温馨感人啊。
但是，你在画面中还看到了一个麦路人老婆婆，似乎充当了“家庭合影”中的奶奶一角，实际上，这个老婆婆就是为了在画面中充数的，这个角色在片中的戏份非常之少，似乎只是为了这个合影而存在。从这缺失的一角就可以看出，导演对“家庭”的执念只是一种硬凑的想象，影片只是推出了这个概念，却根本没有能力把画面中的人物、以及人物关系组合成一个正常的家庭结构。
无法理解的人物动机
实际的剧情中，万梓良饰演的等伯和张达明饰演的画家是相当游离于这个“家庭结构”之外的，他们都处在一种自顾不暇的境地，几乎没有向其他人提供“家人”必要的情感支援。而整个“家庭”的核心，或者说整部电影的核心是郭富城饰演的博哥，这个被网友称为多啦A梦兼圣母的角色，向其他所有麦路人释放了他的“亲情”，对秋红有爱，为单亲妈妈出钱，教会深仔生存技能，为画家找工作，在等伯犯病时挺身而出，甚至一段时间收养了单亲妈妈的女儿。


博哥的善意是无限的，极其高尚的，这种全方位的、极致的利他主义，让人物的基本动机和行为产生了无法弥合的矛盾。
剧本为博哥设计了一个堕落曲线的人生，原是金融才俊的成功人士，因贪污公款入狱，欠下巨债，只能让自己的亲妹妹来偿还（欸？他原来有真正的亲人），并且还是让他的亲妹独自照顾患病的母亲（欸，老妈也在？），但他因为身无余钱，没脸去见以为他很有成就的母亲，所以，直到一直思念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没去见最后一面。
从正常的逻辑来说，这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是不是过于扭曲了。逃避自身应负的社会（法律）责任和家庭责任，将金钱的重压和心灵的痛苦转嫁给自己的亲妹妹和母亲身上，而去圣人一般帮助每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因为面对真正的亲人会伤害到自己的尊严？这也太懦弱了吧。因为麦当劳里的同路人更悲惨、更值得亲近？你的亲妈亲妹也挺悲惨的，也对你那么好，难道不值得亲近吗？何况这并不是非此即彼、需要抉择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既对真正的亲人好，也对“麦路”里的“亲人”好呢？


尤其当导演将博哥的角色最后设定为肺癌之后，博哥在片中展示的一切痛苦和悲惨，一切对麦路人的友爱和奉献都显得如此滑稽和愚蠢，似乎找不到救赎的出口。难道真正的救赎不是将死的儿子去最后抱一抱自己也将死去的老母亲吗？这有什么好逃避的，在自己和生母的生死面前，竟然是自己的面子和其他人更重要。魔鬼如果能行走于世间，恐怕都做不出这种无血无泪的事情。
当博哥这个中心人物如此扭曲之后，也顺带着其他各个角色变得拧巴。杨千嬅饰演的秋红只是因为早年见过风华正茂的博哥一面，就从此对博哥不离不弃，一往情深。这个有固定工作的人依然选择和博哥一起住在麦当劳，在博哥患癌之后抛弃一切照顾他，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性关系。直到博哥死后，很快就找到了相对正常的柜台工作，面带微笑地努力生活。


刘雅瑟饰演的单亲妈妈因为丈夫意外死亡，就被婆婆迁怒克夫，不但迁怒，该婆婆还使劲赌博，不断欠下债务的“无底洞”让单亲妈妈偿还，而单亲妈妈宁可带着幼小的女儿在麦当劳过夜，让女儿受不到教育、吃不饱饭、在没有朋友的环境中野蛮生长，也始终无怨无悔地拼命工作为婆婆还债，直到把自己累死。


等伯之所以叫等伯，是因为麦当劳是他和老伴的回忆之地，不缺钱有住房的他，在老伴死后精神失常，一直就在麦当劳里等着老伴出现。麦当劳要内部清扫需关闭一晚（且不说为何这么多年麦当劳只内部清扫过这一次），等伯便犯病大闹，哭诉不要让自己等不到老伴。于是博哥含泪地、残忍地揭穿了他老伴已死的真相，等伯崩溃。


似乎人间所有至情至性的人类都聚集在了这个快餐店，这些生存在这个世界都相当困难的人类，为了某种感情，或者某种理念，可以牺牲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理想，和自己最亲近的人的幸福。当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把人物刻画到了这一步时，人已经不再是人，“现实”已经变成了一种“变态”。
影片为了营造出麦路人彼此付出、相互有爱的“家庭感”，强行地将人物与他们真正的家庭割裂，并将之描述为一种非此不可的痛苦与牺牲，让这些角色不停地在这种痛苦的漩涡中打转，以死亡、发疯、甚至遗忘当做最后的煽情。
而这种“家庭感”本身就是违背现实的、生搬硬套的，作者以为他在剧作中制造的苦难或温暖，就会让观众理解为是生活中的艰难或亮色，但当人物本身存在着不切实际也不合逻辑的动机和行为时，他们流下的每一滴眼泪都是如此虚假。很多时候，笔者甚至能感觉到创作者对他镜头中这些角色的漠视，他要的不是在电影中表现真实的生命，而只是希望用各种刺激泪腺的人设，和各种滥情堆砌出一个空想的高潮。
（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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