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的互联网“围城”：有人哭着离开，有人笑着进来||焦点 ...

我心如烟卸

有人前一夜熬到凌晨四点下班，第二天直接在小区门口晕倒，但仍有更多人，选择奔向市值几百亿美元、几千亿美元的互联网大厂。
又一个年轻的生命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1998年出生的拼多多员工张某霏没能等来2021年的钟声，她的生命被定格在2020年12月29日凌晨1:30，这天她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倒，后抢救无效，不幸离世。1月4日，张某霏去世的消息在网络上发酵，引发广泛关注。
核心争议点是，凌晨下班的张某霏是否因拼多多加班严重最终导致的猝死。对此，拼多多向财新回应称，新疆作息时间与北京不一样，凌晨下班为正常工作时间。目前上海长宁区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已介入调查拼多多的劳动用工情况。
张某霏的离去让互联网公司的加班文化再次走到台前，有人称，这届互联网打工人如同之前的煤矿工人一样，他们都是用生命换取薪水。认可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趁着年轻，可以多赚点；不认可的人觉得，钱是次要的，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硬币，总是两面的。
有什么比没钱更可怕1月3日晚，应届毕业生万梅看到张某霏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心痛和震惊，因为她之前曾面试过张某霏工作的岗位。当时HR告诉她，这个岗位的工作时间是早11点到晚11点，一周工作六天。万梅曾觉得那个项目不错，同事们都很年轻，她表示可以接受，现在看到年轻的张某霏倒下，她有点犹豫。
张某霏所在的多多买菜部门是2020年以来非常火热的赛道，为了打赢社区团购这场仗，加班早已是常态。一家社区团购企业透露，现在是特殊时期，所有企业都要集中力量打仗，没有哪家团队不加班。“手机更要时刻盯着。”
听闻张某霏猝死的信息，葛明不由得苦笑一声。“现在哪家互联网公司不加班？我来快手才一年的时间，已经习惯加班了。”
对于互联网公司频频曝出的加班猝死新闻，工作已有十年的葛明已经麻木。虽然他曾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不会成为新闻，但一直以来他都没开启健身行动，也没买保险。
和大多数互联网打工人一样，葛明面试时曾被问到是否抗压、是否愿意加班，对此他已习以为常，1月10日快手将效仿拼多多、今日头条实行大小周，葛明一点都不觉得诧异。
“大小周规定一个月加班两天，但我和很多人一样，加班比大小周多。”葛明说，他们都不觉得那是加班，凌晨走出公司大楼早已是常态。虽然葛明没想过来快手工作节奏会这么快，但他坦然接受了。“为了挣钱，哪有那么多可抱怨的，生活很现实的。”
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给打工人提供相对优渥薪酬的同时，也不言而喻地被盛行的加班文化所打磨，在二者的选择间，那些刚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青年人，依然对互联网公司有着迷之向往。
“即使知道压力大，还是有很多人前仆后继，有什么比没钱更可怕吗？”一位前字节跳动的人力人员对AI财经社说。一位互联网企业的员工则在朋友圈感叹，时代在变，拼命依旧。
另一名从事互联网广告业务的人称，在日常工作对接中，突发案例时有发生。“有天夜晚我们正在开电话会议，同事突然倒了下去，后来客户怕出事，之后几天没再要求加班，但风波过去后，深夜加班又成为常态。”
脉脉上有个提问，“准点下班VS加班，究竟谁才是好员工？”其中有8万多名网友认为准点下班的员工才是好员工。可以说，在这个内卷化极其明显的氛围中，加班文化的撕裂感无所不在。
北京大兴一位连续加班半个月的女孩，近日在出租车上突然崩溃痛哭的画面迅速传播网络。画面显示，这位女孩当时已经坐上回家的出租车，却接到让她回去加班的电话，不得不让司机掉头。“今天我生日，没人祝我生日快乐，好不容易下班早点，还被叫回去加班。”言语间极具冲突感和情绪化感染。
但在宣泄的背后，一些人也认为，“存在即合理，接受便无事”。虽然互联网人不想加班，但加班文化已经成为互联网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显性标签。葛明表示，自己不害怕与年轻人竞争，“年轻人加班也加不过我。”
“拼多多、字节跳动、快手、美团，这些快速发展的公司都是加班很常态的公司。”上述人力对比并不讳言。
南都民调中心发布的《职场压力与加班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七成受访者表示自己目前的工作需要加班。其中，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每周加班时长在10个小时以内，还有8.02%的受访者称每周加班时长在20到25个小时，3.48%的受访者加班时长在25-30小时，还有2.72%的受访者每周加班时长超30个小时。

▲互联网大厂人的职场压力。
在普遍化的加班文化下，高薪、压力大、工作强度高，也是互联网工作的代名词。2021年校招，阿里巴巴的薪酬是22.5万元到50万元，腾讯是24万元到55万元，百度是22.4万元到50万元，与其他行业相比高出一大截。此前算上股权激励，奋斗几年就能轻松实现财务自由的互联网打工人不计其数。
不过，高薪酬的标签背后，却没有一边倒的高满意度。脉脉发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2020》中，互联网人满意度最低的三个方面是，压力、强度与未来发展。一些互联网打工人甚至开始反思，并且计划逃离。“我想当个真实的人类，好好地说人话，真诚地表达感受，认真地做事情。”
健康和财富的抉择在某互联网大厂工作一年后，因为受不了巨大加班压力和业务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1998年出生的橙子提出了离职。辞职那天，她从公司带走的除了自己的行李，还有一身的病。从普通的颈椎病、肠胃问题、失眠多梦、严重的头晕心悸，再到有一次她意外整条左臂脱力，没法打字，最后没查出具体原因，注射营养液后才有好转。最严重的一项是，她被医院诊断出存在抑郁状态，必须长期服药治疗。
一年前刚入职时，橙子满腔热情扎进互联网，凡事想着多学多记，工作一个月后，繁琐的业务很快就把她变成了一个没有时间深度思考的机器，最忙的时候她一下午开了六场会。工作忙起来，加班到凌晨更是常态，有时凌晨两三点坐在回家的车上，她累的连回微信的力气都没有。
身体被拖垮的迹象开始一点点在生活中显露出来。半年没逛过商场，橙子甚至在上扶梯的时候差点手脚不协调打滑摔跤。前一夜熬到凌晨四点，第二天因为低血糖发作，她直接在小区门口晕倒，被保安扶起来后，她就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虽然橙子知道自己是在为一个很好的产品工作，那个App上有鲜活的人和无尽可爱、蓬勃的生命力，这也是她进入行业的初心，影响一些人，但每当看到做不完的代办，看到那个呆滞的自己，她就忍不住想，我的生活在哪里，我的生命力又去了哪里？
身体健康是压垮很多人的最后一根稻草。1996年出生的沙沙毕业后入职一家互联网大厂，当时体检没有任何问题，工作两年，她节假日随时在线，最早的下班时间是晚上7点，一个女生凌晨离开公司也是常有的事，压力大经常导致内分泌失调，经常梦里她都梦到辞职。最近，体检中她被查出乳腺、颈椎、肾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同时还患上了神经性头痛。结果出来后，沙沙决定辞职，回家找工作。
对于在互联网公司做内容运营的阿闻来说，虽然公司每年都有员工体检，但他根本没时间去，长期加班带来最肉眼可见的损害是他日渐稀疏的头发。一年前开始，他尝试使用生发药物，对身体修修补补。最近令他开心的是，鬓角感觉长出了新的毛发。在某电商公司经常加班，今年年仅21岁的小可，已经买了医疗险、重疾险、含猝死的意外险，“不是我夸张，是真的有必要。”
高强压工作带来最不可逆、也是最沉痛的后果就是猝死。过去几年，类似的案例在迅猛发展的科技互联网行业并不少见。
2018年，无人机名企大疆一名年仅25岁的程序员因心脏骤停猝死。虽然大疆称公司没有加班文化，但不少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异议。2020年，国美电器和商汤科技都传出了员工猝死的新闻。
《中国互联网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只有2.22%的互联网从业者没有出现明显健康变化，其中眼疾、颈椎病、容易困倦、身体素质下降等各项指标都接近或超过50%。据艾瑞统计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员工睡眠报告》显示，81.4%的互联网员工睡眠质量不好，71.3%员工存在失眠问题，51.5%超过23点才上床，平均睡眠时间为6.7小时。
但互联网也是一个能通过奋斗快速实现财务自由的地方，2020年90后字节跳动程序员宣布28岁退休开启养老生活时，就瞬间刷屏，人们感叹于他年纪轻轻就坐拥上亿身价，这一切得益于他选对了互联网行业，手里拿着字节跳动的期权还有美团、拼多多等公司的股票，让其可以潇洒自如想退休就退休。

▲郭宇在去年2月发微博称退休。
拼多多、美团、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公司虽然工作压力大，却是一个付出就有回报的地方。2020年，美团王慧文退休时，身价已有183亿。这放在任何行业都是不可想象，在互联网圈这样的财富故事随处可见。
有人逃离有人留下尽管互联网薪水高，一些人还是选择逃离，他们觉得拿命打工不值。而另一些人则选择留下，因为能拿到不菲的薪水。
半年前，时易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三次跳槽，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没有继续留在互联网行业，而是选择了一家在电子制造业小有名气的公司，因为“之前几份工作的焦虑感太强了”。
尽管人生中的五分之一都辗转于互联网公司，时易对互联网行业的认同感却寥寥无几，“节奏快”和“压力大”给他带来的不是所谓肉眼可见的成长，而是极度的焦虑和不安。在上一家公司担任品牌公关期间，他偶尔双休，经常加班，总是做PPT却基本没有展示出来的机会。做很多没有必要的事，是时易眼中互联网公司的通病。“老板可能安心了，你却熬死了。”
穆理刷到网易员工身患绝症被裁员的新闻之后，就彻底打消了跳槽去互联网公司的念头，尽管她曾心怀憧憬，但比起做喜欢的事所带来的成就感，她更担心自己的身体吃不消，“那个辛苦的程度，我自认为做不到”。
在广告公司，穆理见多了半夜对方案、早上起来再催一遍的互联网公司客户，这也直接导致疫情期间她在家办公的时间表几乎向“007”看齐，想起吃午饭时发现天快黑了。于是，每次面对火急火燎准备材料的互联网公司对接人，穆理都觉得压力很大。“我不知道是应该怪我自己从事这一行，还是怪我们的客户是这些互联网公司。”
放在过去，穆理只会感慨在互联网大厂容易变成螺丝钉，现在她牢牢记住四个字——“命更重要”。如果不得不一直加班，她会和老板“示弱”。“说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做不来，老板会帮我衡量和协调，老板最常和我讲的就是，预估工作量超过8小时一定要告诉她。”
但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和穆理一样的老板。因为一通请假电话，沈蕾至今仍对前公司领导耿耿于怀。彼时她还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用户运营，连续加班几天后出现了心悸症状，医生建议休假一周，她向领导提出请假，只得到了对方一句冷冰冰的“行吧”。“医生开了一周的假条，我知道项目缺人，所以我只请三天的假，但我都这么理解公司了，为什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沈蕾没能得到答案，一年后，她回到了老家，专心备考师范大学研究生。比起互联网行业的争分夺秒和跌宕起伏，她更在意的是安稳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哪怕当老师赚不到什么钱。
考研的互联网打工人也不在少数。在腾讯从事广告营销业务的大楠决定明年去读MBA，作为一个被北上广“无限可能性”吸引而来的年轻人，打拼几年后他依然难以在此获得归属感，公司前辈的生存现状让他产生了主动求变的念头，毕竟，“不变看不到希望”。
希望可能是成长，也可能是安全感。自从告别“流水线”一般的互联网行业，时易不用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不需要被外力推着往前走，他心里踏实了很多，常年处于100斤以下的体重也终于稳定到了105斤。
可以说，在互联网行业，离职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来自Boss直聘的数据显示，几大城市群的互联网从业者平均跳槽周期在16-18个月，其中，23%的科技行业年轻从业者上一份工作维持时间不超过6个月。不过，互联网行业就如同一座围城，有人离开，有人想进来，有人心甘情愿，有人别无选择。
先后遭遇两次互联网公司的裁员后，离35岁越来越近的顾观不想继续做程序员了，高压、看不到明确的奔头，甚至萌生出要不要“回家当个老师”的念头。只不过，顾观没有沈蕾那么坚决，更重要的是，做老师和程序员的薪资差距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挫败感，为了自己的那点不甘心，也为了达到周围人的期待，他最后放弃了这一丝念想，开启了新的加班生活。
而经过几份互联网公司的实习，龚恬也清楚地意识到，互联网的高压状态不适合她，于是，她将毕业后的就业首选改成了公务员。“我想要自己的生活，我不是那种为了钱就去拼命的人”。尽管如此，在估分之后，她还是不得不开始考虑未能“上岸”的结果——再次回到互联网公司。
从数据上看，逃离互联网大厂并非趋势所在，市值几百亿美元、几千亿美元的互联网大厂仍是不少应聘者心中最向往的选择。脉脉《人才吸引力报告2020》显示，互联网依然是人才流入最多的行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一，年轻人喜欢加入互联网公司，因为薪酬高，还能锻炼人促使人成长。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所有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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