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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尔•盖茨如今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押注于硬件,即突破性的技术。实际上,我们更需要改写规范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软件”。
| 约翰•桑希尔
编译:嗷嗷猪
让一个技术专家去解决一个问题,其本能反应很可能是:肯定会有一个技术解决方案。气候变化问题就是如此,技术专家们正在想出越来越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来对抗全球变暖。
我们可以在云层中撒下微小的颗粒以遮挡太阳,给地球降温。我们可以投资于实验性的核聚变,通过将原子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将它们分裂)来生成能量。我们可以对珊瑚礁进行基因改造,使它们更能适应海洋变暖。相比被环保运动其他圈子发表的警世之言吓瘫,再造未来要好玩得多。
亿万富翁慈善家、微软(Microsoft)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已成为这种技术乐观主义最善辩的拥护者。他在《如何避免一场气候灾难》(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要停止每年向大气排放510亿吨温室气体,就必须发明和部署一些突破性的技术。
凭借1370亿美元财富所带来的资源,盖茨动员起对“突破能源联盟”(Breakthrough Energy)的支持,该联盟由私募投资基金、慈善组织和倡导团体组成,目前支持40多家研发此类技术的公司。盖茨承认,这些项目中有一些可能是疯狂的,但另一些最终有望带来变革。
盖茨以这种方式花掉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像许多亿万富翁一样把钱挥霍在游艇、足球俱乐部或加勒比海岛屿上,这令人钦佩。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他运气好,“突破能源联盟”支持的某一项技术解决方案可能最终会取得惊人成果,帮助拯救地球。
但我对这种“技术至上论”的担忧在于,它可能会鼓励不作为和分散注意力。如果我们相信天才的发明者将在明天拯救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为有争议的环境协定烦恼呢?如果我们认为核聚变即将到来,为什么还要建造风电场呢?
技术乐观主义的批评者认为,人类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技术方面的,不如说是政策上的。我们需要改变经济体系的面貌,而不是修复其缺陷。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气候变化专家马克•雅各布森(Mark Jacobson)在过去30年里开发了一些计算机模型,显示现有的风力、水力和太阳能发电技术如果得到足够大规模的部署,可以让电力供应完全脱碳。这将让我们在应对环境挑战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根据雅各布森的说法,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大量脚踏实地的辛苦工作:赢得人心,反对既得利益集团,为支持绿色政策的政客站台。但这些努力正在得到回报:一些国家和美国的一些州制定了可再生能源路线图。
在我看来,这场环境辩论与计算机科学家中间的一场并行讨论遥相呼应,即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失控的理论风险。其担忧是,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创造出一个在大多数领域超越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系统,从而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在如何控制人工智能的辩论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计算机科学教授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是主要声音之一。耐人寻味的是,他认为人工智能失控的一个前兆已经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存在。我们对这些公司进行了“编程”,使其优先考虑股东回报,而忽视资源枯竭或环境污染等外部性因素。
他告诉我:“如果你把化石燃料行业看作一个人工智能系统,我们给它设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那么它胜出了。它是一台有人类组成部分的机器,但它的运行就像一台机器。它在机智上胜过了其他人类。”
这台工业“机器”在动员资源和降低有害化石燃料的成本方面成绩非凡。正如盖茨在他的书中所指出的,一加仑石油的价格(1美元)比美国连锁超市开市客(Costco)销售的一加仑苏打水(2.85美元)更便宜。
对于人工智能专家来说,挑战在于如何对齐。用罗素的话来说,我们建造机器必须确保“它们的行动可以被预期实现我们的目标”。就像我们需要设计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系统一样,我们也必须改写规范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软件”。
令人鼓舞的是,这一点正在发生——即便是以一种有点乱糟糟的方式。各国政府正通过奖励环保“善举”(比如补贴风力发电场)和惩罚“恶举”(实施碳排放定价)来改变市场激励机制。就连华尔街也开始接受“绿色就是好的”这一口号。强大的投资者打算“重新编程”我们的企业,使其承担一项新的环境职能。
为盖茨说句公道话,他承认我们需要改变等式两边——供给侧和需求侧——才能让激进的创新取得成功。即使技术突破仍然必不可少,政策变革也至关重要。“技术解决方案是不够的,但它们是必要的,”他写道。
然而讽刺的是,与软件生产能力齐名的这位知名技术专家,现在大举押注于硬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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